（以下文章源于弎公理公众号）

我国当代行业协会商会诞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大多由政府自上而下组建或发起成立，在管理上实行由民政机关登记注册、由业务主管部门指导业务的双重管理体制。这导致行业协会商会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虽然这种特殊的政会关系对于行业协会商会发挥作用有着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行业协会商会因身份定位不明、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等原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导致政府在行业治理中的角色长期受到质疑。为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会关系，使行业协会商会回归其本质角色和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会分离改革逐渐被提上政府日程。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行业协会商会要从职能、机构、人员和财务四个方面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彻底分开。这是政府首次通过专门文件提出政会“四脱钩”改革方案。但遗憾的是，这一轮改革仅有浙江省、广东省、上海市等少数地方取得了较好成效，全国大多数地方的脱钩改革进展缓慢，原有的政会关系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拉开新一轮脱钩改革的大幕。2019年上半年，经过三批试点，共有422家全国性协会和5318家省级协会实现了脱钩，均超过应脱钩协会总数的50%。

在总结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按照“应脱尽脱”原则全面推开脱钩改革，凡是符合条件并纳入改革范围的行业协会商会，都应于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脱钩改革。据统计，到2020年年底共有728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和67491家地方性行业协会商会基本完成脱钩，完成率分别为92%和96%。

脱钩改革对政会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不再依附于政府，而是要到社会和市场中去寻求生存。这既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在新环境中对自身的组织治理进行调整和转型，也要求它们重新审视自身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也使政府不再能够对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直接施加行政影响，而是需要遵循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律，重新建构管理和服务关系。

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的当今时代，在政会关系重构之际，考察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治，分析双方共治的前提、共治的模式和共治中面临的挑战，提出促进共治的建议，对于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健康发展，从而推进政会关系变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实践发展看，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发展停滞、依附式发展和独立发展三个不同阶段，当前正处于第三阶段的初期，政府和行业协会商会都在探索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尝试在多个领域推进政会共治。

从理论研究看，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商会研究在早期执着于追问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及其与政府的互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在这一努力难以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多样性和动态性的情况下，同时受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影响，研究逐渐从结构研究转向行动研究，专注于讨论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意义和政会互动中的策略问题。

从当前和未来实践发展看，脱钩改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具有广阔的作用空间，并且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不断完善，这为政会共治提供了稳定和可靠的制度化途径。

然而，从理论与实践的匹配性、理论对实践发展的预测性来看，既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具体来说：

首先，基于行业协会商会的依附性进行的研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脱钩改革后仅有个别研究关注到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转变，认识到依附性不再是行业协会商会的根本特性，但是相关研究整体上还没有出现明显转向。

其次，从宏观上讨论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较多，但为此提供的实证基础相对较少，并且研究多为理论推演，对政会双方具体如何互动、如何合作等微观层面的内容缺乏足够关注。

再次，既有研究在微观层面讨论政会关系时多使用“互动”“合作”两个概念，偶有研究使用“共治”“协作”概念，且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界定。

最后，研究中虽然存在“共治”概念，但对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治是什么、如何实施等问题大多语焉不详，没有专门针对政会共治内容和过程的讨论，更不存在以政会共治为基点对政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延伸性分析的研究。

政会共治是政社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当前和未来实践发展中政社关系最重要的内容，通过对政会共治的研究，可以刻画政会关系中观和微观变化，并据此观察政会关系的宏观走向。因此，本书以“政会共治”为关键词开展研究，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厘清政会共治的基本概念和主要途径，从而为理解新时期的政会关系提供理论资源。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治：配合、协作与合作

周俊、赵晓翠 著

ISBN：9787301360552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尝试从两个方面超越既有研究：

一是尝试将政治视角与治理视角相结合，认为行业协会商会一方面要获得对政府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体现自身存在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积极的功能发挥体现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治理意义，而治理意义的提升无疑是行业协会商会获得政治身份和认同的最重要途径。在这种意义上，本书试图拓展早期与研究团队共同提出的“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社会组织”这一观点，通过新的和更加深入的考察，进一步验证行业协会商会可以通过与政府共治实现自身发展和影响政策的双重目标。

二是突破“依附性”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一概念基础上的“依附式合作”“策略性合作”“调适性合作”等观点，认为脱钩改革的成功已经改变了行业协会商会的依附地位，旧有理论需要进行更新，要在认识行业协会商会已经获得与政府平等身份地位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政会关系以及它所表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征。本书尝试提出“共治式政会关系”概念，用以解释脱钩改革后政会关系的总体性特征，并且在这一基础上提出配合、协作和合作三种政会共治模式。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和发放问卷的形式获取一手资料：

• 2017—2018年，研究者访谈了10多家上海市被列入脱钩改革第一批试点单位的行业协会商会，并面向浦东新区行业协会商会发放了74份题为《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5份。

• 2020年，研究者访谈了9 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和与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相关的 3 个国家部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商务部）的相关工作人员。

• 2021年上半年，研究者再次对上海市多家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调查，并派研究人员赴上海A协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

这些调查工作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特别是参与式观察使研究者得以近距离了解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治的具体情况，为理解不同模式的共治提供了充分的实证数据。

在积极获取一手资料以外，本书也十分注重对文献资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广泛研读了行业协会商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文献，系统梳理了文献关系。书中第三章讨论脱钩改革对行业协会商会和政会共治的影响，主要使用的是2017—2020年获取的访谈、问卷和年度报告数据，第四、五、六章讨论政会共治的具体模式主要用的是上海市的案例数据。

本书通过八个章节来讨论政会共治的具体问题，基本思路为：先回顾和讨论政会共治在改革开放以来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历程中的意义，然后基于既有文献建立政会共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再刻画脱钩改革对政会共治的影响，接下来基于案例分别对政会配合型共治、协作型共治和合作型共治进行描述和分析，最后是全书的结语。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